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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失敗與偉大

時間:2018-09-10來源:網友提供 作者:邱兵 點擊:
我們的失敗與偉大
 
  1989年春節后,我開始在《中國青年報》實習。大學三年級的實習,可以視作每一個新聞系學生職業生涯的開端。
 
  當然,我并沒有錢住旅館和招待所,我住在北京大學我老鄉的宿舍里,哪一張床空著我就睡哪一張。那個冬天我聞到過來自陜西、河北、廣東、四川、云南的各種味道,偶爾我需要將兩根醒寶香煙插在鼻孔里用嘴呼吸才能入睡。
 
  每一天,去單位上班的路程都是非常漫長的。一個多小時的路程中我永遠哼著同樣的一首歌,那是臺灣的民謠歌手馬兆駿唱的《我要的不多》,他翻來覆去地唱:“告訴我哦告訴我,這世界孤獨的不只是我。”另一個孤單的身影每天也從北大出來坐332路公交車。
 
  他叫老肖,和我一樣21歲,但是長著一張41歲的臉,宜昌人。他學的是經濟,在一家中央大報實習。我們每天早晨一起在校門口買酸奶,在白石橋車站分手。
 
  他第一次和我講話是在公交車上,這家伙像地下黨一樣湊過來說:“海子死了你知道嗎?”我那時不知道海子是誰,沒敢接茬。
 
  老肖說:“得空我得去一趟山海關,我要搞清楚海子看到些什么、想些什么。素材我收集了不少,不出5年,中國第一思想記者就姓肖了。”
 
  再大的牛皮也掩蓋不了思想記者老肖比我更沒錢的事實。我有時會買兩個肉包子吃,但他從來不買,說早晨吃不下,但是有一天我請他吃了一個,我覺得他只花了一點五秒就吃完了。
 
  3月底的時候,發生了一件事,這件事成為新聞人老肖的終結。
 
  那個周末老肖問我可不可以第二天陪他去一趟延慶縣。
 
  老肖的父親患了重病,來北京求醫,結果幾家醫院都不收,理由是治無可治。20多年后回想起來,大概是腸癌轉移到了肝部。束手無策的老肖從他老鄉那里拿到了一個神醫的地址,說神醫救過不少無藥可救的人。地址就在延慶縣。第二天天還未亮,我們倆架著行動困難的肖老伯上了開往延慶縣的長途車。
 
  神醫在一個民宅里坐診。我們剛剛坐定,一個助理模樣的人朝我們伸出一只張開五指的手,老肖傻乎乎地也伸出一只手準備擊掌。那人面無表情地說:“50塊。”
 
  老肖有20多塊,我有30多塊。湊完錢,神醫背對著我們在紙上寫了什么,然后折好交給我們說:“去吧。”
 
  我們走到日光下打開那張紙,竟然只有兩個字:地瓜。那天已經很晚了,我們在延慶縣找了一處農民的房子住下來,一塊錢一晚,有熱炕。肖老伯睡下后,我們倆走到屋外說話。3月底的塞外還很冷,白楊樹在黑暗中像巨人般俯視著我們。我說:“要我說這神醫就是個錘子。”
 
  回到屋里時,肖老伯沒有睡,他坐在炕上看著我們說:“不要再吵了。我要走了。地瓜是你媽媽小時候的名字,她在喊我去陪她了。我沒有什么要求,讓我死在湖北老家的床上。”肖老伯父子回家的盤纏是我們幾個哥們兒一起湊的。在火車站的時候,老頭突然跪在地上說:“下輩子我報答你們。”之后的日子,我又回到了原來的軌跡。中青報的食堂里,每天就兩個菜,一葷一素,還有就是白饅頭和大鍋湯。我這個重慶崽兒經常會想起麻辣火鍋和爆炒腰花。但是這里有很多我崇拜的新聞人,張建偉、麥天樞、盧躍剛……我每天坐在食堂的角落里,聽他們咬著饅頭說那些我似懂非懂的宏大敘事,日復一日,癡迷其中。
 
  偶爾忍不住感嘆,記者是多么神奇的職業,那么遠的熱情,讓我淡忘了那么近的憂傷。
 
  一個多月以后,我收到一張50元的匯款單和一封寄自湖北的信。
 
  信中說:“父親是在床上過世的,很安詳。我承包了長江邊的魚塘,能掙一點錢。我要掙錢照顧妹妹,不能再讀書了。當然,也做不成新聞人了。羨慕你,可以面對那么大的世界。老邱,不管你擁有多么大的世界,當個正派人。”26年后的3月底,出版社讓我為阿蘭·德波頓的新書《新聞的騷動》寫序。誠惶誠恐中,讀到書中的一段文字。他說:“查閱新聞就像把一枚海貝貼在耳邊,任由全人類的咆哮將自己淹沒。借由那些更為沉重和駭人的事件,我們得以將自己從瑣事中抽離,讓更大的命題蓋過我們方寸的憂慮和疑惑。”
 
  26年里,很多次從長江尾的上海飛往長江頭的重慶,忍不住透過飛機舷窗尋找那片長江邊的魚塘,還有那個在延慶和我爭吵的青年的身影,還有他的思想記者的夢。每一個清晨,那個人會不會把海貝貼在他的耳邊,傾聽這個星球和這個國家驚心動魄的聲音,讓他忘記延慶縣綿延的山路,和我們曾經無望的憂傷。
 
  但是極目之中,只有那條悠遠的河流,仿佛是歲月的眼淚匯成,清澈著、混沌著、奔騰著、遺忘著、燃燒著、毀滅著,長流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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