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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人為什么也宰客

時間:2019-11-15來源:網友提供 作者:維舟 點擊:
好人為什么也宰客
 
  
  朋友一家去千島湖玩,盡興之余,晚上打車去當地美食街:魚街。司機師傅人還挺好的,給了他們不少當地旅游的有用建議,當聽說他們是去吃晚飯時,也帶他們去了一家“實惠”的館子。然而等他們坐下來時,發現菜單其實并不便宜(畢竟現在手機上對比下信息也不難),又走了六七百米才來到真正的魚街。
  
  她事后自嘲,現在“看人的眼光不行了”,“沒想到好人也會宰客”。當然,短時間內要判斷一個人本來就很難,何況這事也可能是雙方認知上的差異:他認為“實惠”的,你不一定認為“實惠”。不過,在國內旅行,這樣的事自來不少見。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天津薊縣,車站出來還有意走遠了點才上了一輛摩的,開車的大姐一看就像是那種“忠厚淳樸”、歷經艱辛的樣子,報價也比那些在站口攬客的低。但到了賓館后一問才知,她要的10元也比當地價高了一倍。
  
  這甚至也不是“看錯人”的問題,因為在我老家,很多熟知的鄉里鄉親,可說是出了名的善良,可如果和他們聊聊,就會發現他們做點小生意時也一樣會短斤缺兩,并且毫無心理歉疚——不僅如此,他們還會覺得,“無商不奸,無奸不商”是事理之常,“太老實”是沒法發財的。雖然社會上都在說“誠信經營”,但在現實中卻是另一番樣子:個人的道德誠信,并不能確保人們在經營中不做手腳。
  
  泛道德主義的困境
  
 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?這恐怕就不僅僅只是“世風日下”這么簡單了。
  
  直到一兩代人之前,中國大體上仍是一個安土重遷的社會,這意味著流動性很低,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很有限的空間范圍內。且不說古代所謂“雞犬之聲相聞,老死不相往來”,就算是不多年前,據社會學家曹錦清在《當代浙北農村的社會文化變遷》(2001)一書所指,在相對發達的浙北農村里,婚配距離的平均半徑也只有5公里——換言之,人們大多是在很熟悉的人群中尋找配偶。
  
  在這樣的生活中,人與人之間便是俗話說的“知根知底”,彼此之間對為人、舉止乃至其一切信息都相當了解,信任感正是從這樣的熟知中產生的。不僅如此,彼此的熟識和千絲萬縷的社會關系,本身就天然地約束了違規行為——所謂“兔子不吃窩邊草”,你總不能就這么宰我5塊錢車費,萬一敗露,下次還怎么有臉相見?正因此,中國社會常有這樣的故事:宰客(在《水滸》中還可能是打劫)之后,忽然發現對方的身份竟是親友,大水沖了龍王廟,于是趕緊賠禮道歉,雙方一笑了事。
  
  也就是說,在我們的傳統行為規范中,“誠信”往往是要看對誰的——同樣的事,對陌生人做不要緊,但對親友也這樣,就會被社會唾棄。由于“禮”本來就是深嵌在一個社會等級框架中的,所以對不同人的區別對待不僅不是問題,甚至就是規范本身。
  
  正因此,一個人完全可以既是“好人”,同時又心無愧疚地宰陌生的客人,親友們通常也不會責怪他,只要他對親友別“一視同仁”地這么狠就行了。
  
  這樣的信條,直到近些年才開始受到嚴重沖擊,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:就像所有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曾遇到過的那樣,中國人開始流動起來了。農民工進城、高鐵和航空的發展、年復一年的春運大潮、迅猛的城市化進程……這不僅讓當代中國人前所未有地開拓了眼界,也意味著他們遠比祖輩更頻繁地與陌生人打交道。這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現象,美國學者詹姆斯·弗農在《遠方的陌生人: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》一書中,甚至認為正是與陌生人之間的長期貿易和社會互動,促使英國率先完成現代化。
  
  《遠方的陌生人: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》
  
  《遠方的陌生人:英國是如何成為現代國家的》
  
  其他國家早已經歷過的一些事,對中國人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新鮮體驗。在驟然與那么多陌生人打交道時,熟人社會中的原有規范和道德倫理就失去效力了。既然獲利的前景如此可觀,那些陌生人也很可能不會再次遇上,甚至遇上也不用覺得尷尬(又不是自己親友),那么自然是不宰白不宰。這與其說是人們“變壞”了,倒不如說是因為這些規范原本就認可區別對待,因此即便是“好人”,也未必會在宰陌生客人時有所遲疑。
  
  當然,隨著原生紐帶的逐漸松散,這些倫理道德的約束力會進一步弱化,近些年普遍出現的“殺熟”現象,就表明很多人反過來利用親友的信任感來達到自己物質利益的好處。
  
  現實證明,當社會演變到這樣一種形態時,僅僅呼吁人們重建道德,是無濟于事的。由于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樂觀主義,我們的傳統往往深信只要人人變成“君子”,就能解決社會的亂象,因為他們會自發地用道德來約束自己的行為;而西方則相反,由基督教的“原罪”觀念衍生出的幽暗意識表達了一種深深的道德懷疑主義——每個人都是罪人,哪怕是在做好事的時候。或許也因此,中西方在歷史上的做法迥然不同:中國歷代王朝都從未積極扮演規范經濟活動的角色,但近代西歐民族國家則積極確保商業深入發展的兩個條件(保護財產權、保證合同履約),為陌生人之間社會、經濟交往創造規范。
  
  這是因為,既然現代化是不可逆的,陌生人之間的經濟交往又不像以前熟人社會那樣有天然的約束力,那么可取的辦法就只能從如下兩個方面著手:一是強化外部力量的規范執行(契約合同、加強執法),二是創造個人信用體系和職業倫理。前者可以提高商業欺詐活動的成本,規范市場,但這不僅需要一支堅決的專業執法者隊伍,成本甚高,且對于諸如幾塊錢的宰客、繞路這種小事,往往也難執行;后者則可以從內在塑造從業者的行為自覺,讓他們意識到哪些是不當行為,如果做了,不僅有違職業規范,而且最終會得不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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